近世以来，“书话”作者甚夥，像梁启超、叶德辉、周作人、郑振铎、林语堂、周越然、阿英、唐?诸辈，都是人们所熟悉的。若是做一番分辨，那些早为读书界看重的“书话”作者，大多是思想型或学者型的文化人，很少有情感型或才子型的文学家，这之间几乎是畛域分明。也许，这种文体不是文学家表达情感和显露才华之处，而普遍的看法是，这只是学者的地盘。其实，做此般文章，需要学殖，需要见识，可是也少不得几分智趣，决非三家村老儒的套路。由此而论，事情就有某些例外——比如，真率、浪漫的小说家郁达夫偏生就是此中高手！
在“五四”一代作家里边，郁达夫是特别注重情感宣泄的一位。他那些作品总是在零余者的失意情绪上大做文章，也总是少不了鸣冤喊屈、诉苦诉穷的一套，当然这里边也沉淀着人类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公正原则。所以，研究者多半只是注意着郁氏的情感、性灵、才气与韵致，把他看成徐志摩一类的人物。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偏差，因为它忽略了郁氏的学养与知识结构。人们只要留心郁氏存世的若干日记、自传，对他的读书生活应有所知。他是一个十分喜欢书籍的人，中国书、外国书都有所好，阅读面很广，不像一般新文艺作家只对外国书籍感兴趣。也许，他算不上藏书家，只是读书的嗜好驱使他大量购书，20年代上海的旧书摊和西书铺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。抗战爆发后，当他流亡新加坡之时，想起留在杭州风雨茅庐的藏书，真是痛隐难忍。据其《图书的惨劫》一文记述，风雨茅庐的藏书，光是中国线装书就在八九千卷以上，而外文书（英、德、法、日文）更有两万余册。可见，他的文字生涯并不仅仅是才华的喷发，显然有着深厚而宽广的知识背景。
作为一个灵性十足而又相当刻苦的读书人，郁达夫很善于从书中捕获灵感与智趣，这是他跟其他以版本、目录见长的“书话”作者不同之处。比如，同样读明人的笔记、小品，他有他自己独到的感受。30年代中期，袁中郎、江盈科乃至东林、复社诸辈一度成为读书界关注的热点，人们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——有人借此以风雅自命，有人则斥为脱离时代。而郁达夫呢，却从中看到当日“四海沸腾的景状”，自然又联系到“九·一八”以后的国难之势。在《重印〈袁中郎全集〉序》、《读明人的诗画笔记》等文中，他一再强调“矫枉不可过正”的道理，颇有一番“读书贵在深思”的哲思。就这一点来看，郁氏之“书话”写作，自有其心迹所在。同样，在绍述西方著作的文章里，也一概体现着这种智者风范。他是最早介绍英国作家劳伦斯那部有争议的小说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的几位中国作家之一，而且一眼看出作品意在揭示“英国贵族社会的空疏、守旧、无为，而又假冒高尚”的主旨。郁氏的这些谈论书籍文章，虽说很少涉及传统题跋所不可或缺的版本、目录知识，但是作为一种作品导读，实在是十分精彩。其实，“书话”之作法完全不必拘于一格，像清人黄丕烈的《百宋一廛书录》可以视为地道的“书话”，而叶德辉的《书林清话》则又是另一路，也是极佳的“书话”。大抵从周作人开始，着意于阅读心法的“书话”渐而有所发展。事物的起伏变更正如郁氏所理解的那样，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；通而又穷，自然不妨再变。”（《重印〈袁中郎全集〉序》）时代毕竟不同了，当文化传播愈益便利之时，书籍不再是士大夫箧中之物，那种无关痛痒的题签跋语式的“书话”就很难进入读书民众的视界。郁达夫的“书话”作品，正是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时代特点。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郁达夫书话》主要辑录郁达夫介绍书籍和记述读书生活的文章，也有部分属于编辑工作的心得之言。古人的书目（志）、题跋往往是校书、刻书的副产品，近世文人许多从事书刊报纸编辑工作，郁氏也不例外，这方面的文字不妨视为“书话”之一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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